论近代英国民族国家的成因

英国民族国家的形成是多方面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首先,英吉利民族意识的觉醒和民族语言的诞生是其形成的基础;其次,英国王权在玫瑰战争和宗教改革中取得的统治地位为民族国家提供了一种保障;最后,自古以来就具有独立性政府职能的国家机构的改革和完善又为民族国家的形成奠定了一定的组织基础。因此,在多方面因素的综合影响之下,英国民族国家逐渐由萌芽走向成熟。

民族国家是在民族形成的基础上创立的一种国家形态,是脱胎于欧洲中世纪秩序而形成的新型国家。顾名思义,民族国家是由民族和国家两个部分构成,《辞海》解释如下:民族,人类社会共同体形式之一,是在一定历史阶段形成的有共同语言、共同地域、共同经济生活和表现为共同文化特点基础上的共同心理素质的稳定的共同体。[1](P1583)由此看出,民族包含几大基本要素:共同语言、地域、生产方式和共同的心理素质,从这个意义上来看,在中世纪所出现的那些诸如“法兰克人”、“盎格鲁—撒克逊人”、“德意志人”并不是民族,而只能称作为人种,因为他们在教会大一统的控制下形成不了具有自己独特的文化特征。而民族国家有民族和国家的双重含义:即一方面在思想上拥有比较强烈的民族意识,另一方面在政治上拥有了主权,建立起比较健全的国家机构。在近代欧洲的民族国家中,英国是较有代表性的,本文从其形成的原因导入,探讨近代英国民族国家的形成。

民族国家产生的前提就是要有一个主体民族,而主体民族的形成则需要强大的民族意识作为推动力。众所周知,从奴隶社会开始,就有许多人种先后进入大不列颠岛,尤以古代日耳曼人部落分支的盎格鲁—撒克逊人为代表,在长期的征战中,逐步形成了统一的英吉利王国。然而,诺曼征服之后,来自法国的威廉就将法兰西文化与英吉利文化相融合,这就造成大不列颠岛上的人们长期无法形成一种英吉利民族的概念。

“在中世纪欧洲,社会秩序具有两大根本特征:一是名义上存在于‘大一统’基督教中的教会体系,另一个是事实上支离破碎的封建体系。”[2]所以,当时欧洲普遍情况是:人们没有国家的概念,却拥有共同的宗教信仰,这也就是所谓的封建割据的地方主义和罗马宗教的普世主义,英格兰也是如此。不同的是,英格兰与海峡对岸的强大的法兰西之间的关系一直较为暧昧。自从威廉1066年在黑斯廷斯战役取得胜利后,英国的统治者大都是来自法国大陆的“征服者”;另外,英国统治者在法国长期占有领地,两国一直没有明确的国家政治边界,也就无法确认英国的主权范围。在这种情况下,民族意识的产生几乎是天方夜谭。历史需要一个契机,去打破这种奇怪的却不太让人反感的局面。

从1337年开始,英格兰与昔日盟友法兰西由争夺王位而引发了一场持续将近一个世纪战争,最终以英格兰的失败而告终。这是历史给予英格兰民族意识产生的机会。原本有姻亲关系的两国从此变成了宿敌,在国王爱德华三世的鼓动下,一系列爱国性的口号迅速在英格兰流传开来,另外,在国家领土方面,这场战争使英国失去了诺曼底、波尔多等在法国的领地,只剩下一个加莱。由此,英法间国家界限逐渐明朗化,国家主权也逐渐清晰。总而言之,英法百年战争虽然使英国告别了欧洲大陆,但却换来了民族意识的觉醒,并进一步促进英吉利民族国家的形成,不可谓不因祸得福。

不仅如此,英法百年战争的另一个重要的影响就是使法语成为了敌人的语言,英国人产生了创立具有自己民族特色语言的想法。“民族共同语言的形成是民族形成的重要标志之一”,[3]而在百年战争之前,英国没有自己的民族语言。整个社会几乎被不自觉地分为三个阶层:上层社会以流利的法语为荣;基督教世界则以拉丁语和罗马保持高度一致;更多的下层民众则使用各种无法统计的方言。面对这样的局面,进入14世纪以后,为了战胜法国和教皇世界,“诉求民族通用语言文字就成为英王政府联结民族情感、凝结民族力量、激发民族意识的重要手段”。民族语言的形成被迫切地提上日程。

针对中世纪欧洲国王的权力,马克垚先生在其《英国封建社会研究》中说道:“他的司法行政主权利只限于自己的直领地之内,而其他封建主在其领地内也具有与国王几乎同样的权力,所以当时国家的特征是主权分散,无政府状态”。[7](P57)虽然在诺曼征服之后,英国的王权相对于以前稍有增强,但国内明显的封建割据倾向依然存在。稍后,国王同贵族为争夺权力发生多次冲突,王权几度受挫。而《大》与《牛津条例》以及之后《威斯敏斯特条例》的签订就更加削弱了王权。在国王与贵族之间的斗争中,国王处于不利的地位,处处受到贵族的控制。

而英语在宗教界的普及和发展却经历了一段坎坷的过程。自诺曼征服以来,英国没有一本英文版的《圣经》,《圣经》依然用的是拉丁语。这对文化的普及,特别是英语的传播尤为不利。针对这一局面,14世纪,在约翰·威克利夫的倡导下,英文版《圣经》出现了。威克利夫用通俗有力的英文为普通民众讲解教义,并于1381年将拉丁版《圣经》翻译成英语,后来追随威克利夫的罗拉德派又继承了其工作。有人曾经这样评价道:“威克利夫和罗拉德派的反教权主义的活动,以及他们将拉丁文《圣经》译成英语的做法,已在某种程度上启发着英国人的民族意识。”[5](P113)

但英文版《圣经》最终合法地位的确立,还是经过了一段漫长而又曲折的道路。在英文版《圣经》产生之后,宗教界出现了两种不同的派别,反对派认为英语是一种粗俗的语言,不适合作为《圣经》的翻译语言,《圣经》曾一度被禁止以任何形式的方式被翻译成英语。而以16世纪的宗教改革为契机,在宗教仪式中英语逐渐取代拉丁语的地位,亨利八世在宗教改革中允许将《圣经》翻译成英文,并规定每个教区的教堂中都放一本英文版《圣经》,爱德华六世和伊丽莎白女王也要求英国人用英语举行宗教仪式。在民族意识日益增强的情况之下,英语取得了可观的发展。

英法百年战争唤醒了英吉利的民族意识,而之后民族语言——英语的形成与普及也促进了英吉利民族意识的发展,为英国民族国家的形成奠定了统一的民族认同感。

民族国家的本质是一种主权国家,中世纪的国家之所以不能称作为民族国家的一个重要因素就是缺少主权。而在民族国家形成之初,只有王权是同民族国家的利益相结合的,国王把权力集中在自己手里,铲除封建割据,建立专制统治。正如恩格斯所言:“在这种普遍的混乱状态中,王权是进步的因素,这一点是十分清楚的。王权在混乱中代表着秩序,代表着正在形成的民族(nation)而与分裂成叛乱的各附庸国的状态对抗。”[6](P453)也就是说这个时期,王权在维护民族自决和建立民族国家的过程中肩负了重要的使命。

中世纪的欧洲普遍存在两大体系,即教会体系和封建体系,这两大体系也正是王权发展和强大的桎梏。至高无上的王权与教会和贵族的特权是无法共存的,必须同教会和贵族相抗争,才能真正意义上实现绝对的王权。在英国,这一权力是在玫瑰战争和宗教改革中得以确立的。

玫瑰战争使世俗贵族的权力与国王的权力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王权在贵族间的火并中确立了统治地位,而横亘在强大王权面前的最后一道障碍便是教会。在教皇的控制之下,国家无法实现真正意义上的独立,国王成不了“绝对”的君主。因此,对教会的改革在不自觉中开始了。

而贵族的权利最终屈服于王权之下的标志性事件就是红白玫瑰战争。英法百年战争之后,英国王室财政处于破产边缘,引起了民众对国王亨利六世的强烈不满,国内局面开始出现动荡。在此情形之下,英国国内两大家族约克家族和兰开斯特家族就王位的归属爆发了一场延续了三十年之久的红白玫瑰战争。在战争中,两大家族相互残杀,贵族势力消灭殆尽,终于在1485年,金雀花王朝兰开斯特支系仅存的后裔亨利·都铎继承王位,由都铎王朝建立了英国的绝对专制王权制度,开始向民族国家的方向发展。这场旷日持久的内战,基本上确立了王权在英国的绝对统治地位,加快了英国民族国家形成的过程。马克思的一句“在玫瑰战争废墟的昏暗上空,已经出现了现代世界的第一丝曙光”,[8](P89)一针见血地指出了它的历史地位。

统一的民族语言——英语在英国的形成和发展经历了一个漫长的过程。与中国的普通话形成类似,作为首都,伦敦的方言从全国难以统计的众多方言脱颖而出,在此基础上,规范化的英语也即形成了。而在英语的推广、使用方面,政府的力量是任何组织和个人都无法代替的。“1356年,伦敦市长和市政府颁布了一个法令,允许在市政会议上可以使用英语;1362年,英国大臣们开始使用英语召开议会。在1381年,泰勒发动农民起义时,英王使用英语对农民讲线]

事实上,基督教自进入不列颠人的生活之后,曾一度与世俗王权结成合作关系,使王权被赋予一种神圣的色彩。当时,“在英国,教区牧师通常是由教区教堂所在的庄园领地任命的,主教则由大教堂牧师会选举,其他教会圣职则由国王或主教任命”。[9](P205)但是,随着教会不断介入和干预世俗事务,教会权力与世俗权力在政治、经济权益上的冲突愈演愈烈,教权与王权之争长达几个世纪之久。而王权最终战胜教权,是从亨利八世的宗教改革开始的。

亨利八世以离婚案为借口向宗教界发起了挑战,断绝同罗马教廷的关系,开始亲自领导英国的宗教改革。“通过一系列的法案,确定英国教会不在附属于罗马教廷,取消了教皇在英国的司法裁判权、宗教受职权、经济收益权、信条规定权等权利,英国教会断绝与罗马教廷的一切联系,实行宗教独立。”[10](P528)由此,国王成为了世俗界与宗教界的双重首领,加强了国王的权力,确立了王权的“至尊”地位。

伊丽莎白一世时期,王权进一步确立了其至高无上的权力,教权进一步受到打击。伊丽莎白继承了其父亲的宗教政策,并采取了一系列的措施。1559年,她恢复了被玛丽一世废止的《至尊法案》,修订了《公祷书》,保留其新教思想,此外,伊丽莎白在宗教改革的另一重大举措就是制定了《三十九条信纲》,正式定为英国教会的信纲,并编入《公祷书》,伊丽莎白一世这一系列的做法更进一步剥夺了教皇干预世俗的权力,使王权得到进一步的加强。

通过与封建贵族和罗马教皇的斗争,王权最终战胜了贵族和教会,确立了在世俗和宗教两个领域的最高统治地位,使法律意义上国家主权的两要素得以实现。在统一、强大王权的带领下,民族国家得以朝着更好的方向发展。

综上所述,国家主权在战争和改革中基本上取得了统治地位,王权在全国范围内得以确立。而强大的王权需要一个与之相适应的国家机构,所以,国家机构的日益完善也为民族国家的形成奠定了重要的组织基础。

在英国传统历史的影响下,中世纪的英国很早就形成了具有独立性政府职能的国家机构,如议会和财政署等。自盎格鲁—撒克逊以来,英国就存在“王在法下”的传统,国王的各种行为和举措都要受到习惯法的约束。以1215年为例,当时贵族迫使约翰王在大上签字,《大》规定非经“大委员会”的同意不得征税,这里的“大委员会”就取代了之前的御前会议,成为一个重要的国家机构,也是近代英国议会的萌芽。在经过《牛津条例》之后,议会逐渐发展成国家统治机构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并在爱德华一世时期得到了很好地发展,越来越被赋予多种权力,议会逐渐制度化。随着历史的发展,议会逐渐分为上院和下院,上院主要由教俗贵族组成,下院主要是骑士、市民,上下院的分离就标志着英国的议会已脱胎换骨,走向成熟。而议会的另一发展阶段是在都铎王朝时期,因国王实行的宗教改革沉重打击了教会贵族的权力,将许多权力让渡于议会,这样就提高了议会的政治地位,不仅如此,议会在这次的改革中,两院的成分也发生了重大的变化:上院的地位逐渐衰落而下院的地位开始上升。这点主要表现在上下两院之间人数对比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从14-15世纪末,贵族院和平民院的议员很少达到1比2,可在伊丽莎白女王晚年的议会中,能出席上院会议的成年贵族通常不到80名,而同时对下院议员却高达460余名,两院议员的比例超过 1 比 5”;[11](P138)此外“三读”法程序的应用也说明了议会工作程序也逐渐规范化和秩序化。

再如财政署,像议会一样,财政署也可以追溯到诺曼征服时期,它的前身是御前会议的一个财政部门——国库,国库是专门负责管理国王的财政税收,后来财政署迅取代国库成为国家财政收支管理中心,并形成了一整套复杂准确的收支计算办法。因为当时国家的行政机构与宫廷政府界限的不明确,造成国家机构的冗杂与职责的紊乱,所以在14世纪30年代,财政署自身进行了一些内部改革,提高了办事效率。在亨利二世时期,王库实行与国库分离制度,但是这时的分离并没有获得理想的效果,到爱德华三世统治时期,财务署的职能不断扩大,除控制国家支出外,还兼有司法职能。1357年财政署正式成立财政法庭,国王不再干涉其政府职能。因此财务署成为了英国历史上最早与王室相分离的国家机构。亨利八世在位期间,由于之前玫瑰战争消灭了国内的多数贵族势力,加之宗教改革的成功,使这一时期的王权空前的强大,同时也把英国的绝对主义君主制推向了顶峰,与此同时,以前的一些国家机构不能适应王权新的变化,所以,托马斯·克伦威尔就在国王的受命之下就进行了一场政府机构变革,其中就有一项财政机构的改革:克伦威尔鉴于中央财政管理结构只有财务署和私室,为了扩大财政收入来源,又在此基础上成立了6个税收法院,进一步完善了国家的财政机构。

克伦威尔的这一次政府机构改革不仅完善了国家财政制度,而且还在咨议会的基础上建立了枢密院。威廉在位期间,建立了由诺曼底人组成的御前会议,由大议会和小议会组成。而小议会的建立是为了弥补大议会人员的繁多、会期受限制等缺点,相对于大议会来说更加的自由和灵活。所以,御前会议的小议会与枢密院的前身——咨议会存在着一定的传承关系。在13-15世纪,英国逐步形成了咨议会,咨议会主要由国王控制,帮助国王处理国家行政、司法、立法等多种政务,在国家政治生活中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作用。亨利七世在位统治时期,重新启用并改造这个由中古时期遗留下来的机构;亨利八世时期,克伦威尔的政府改革在此基础上建立了枢密院,把“枢密院在君主整体内作为行政机构的地位从法律上被正式确立下来,由此成为都铎王朝国家机器的核心”。[12](P120)与咨议会相比,枢密院人员数目有所减少,但成员的能力普遍较高,而且几乎全在宫廷和政府中任职;不仅如此,在枢密院中,又分出了一个皇室法庭,专门管理咨议和行政事务。

在英国的官僚统治机构中,不仅有中央政府机构如王室、御前会议、财政署以及议会等机构的演变,地方政府机构也在不断发展。

漫长的英法战争耗费了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财力,地方政府在战火中不断遭到蹂躏,地方秩序遭到一定程度的破坏,再加上1348年后黑死病在欧洲流行,各地的治安管理更加松弛,面对这些混乱,一种新的地方官职制度的建立迫在眉睫,治安法官日益成为地方政府的核心。治安法官起源于治安维持官。12世纪末至14世纪初,中央为抑制社会动荡、维护社会秩序,在原有治安体制基础上,任命地方骑士协同郡守维持治安,这是治安维持官的萌芽,也是治安法官的最初形态,后于爱德华三世时期完成向治安法官的转变。

1344年爱德华三世颁布了一项法令:国王委任各郡最有声望的人为治安维持官,他们当中应该含有贤明并熟知法律者,依照国王的授权去审理和裁决郡中发生的重罪和非法侵人罪,根据法律和犯罪情节等作出合理的裁断。而标志着治安法官诞生的重要文件就是1361年《治安法官法》。这部法律出台代表治安法官取代了治安维持官,完成了从“keeper”向“justice”的转变,并且治安法官的司法权也得到了确立,到了都铎王朝时期,议会不断地颁布法令,使治安法官的权力范围得到不断的扩大。“据统计,截至伊丽莎白在位末年,英国议会起码颁布了309项法令,以加强和阐释治安法官管理和司法职能。”[11](P158)治安法官的建立为英国营造了一套切实可行的地方管理体制,与中央政府机构一起组成了英国具有近代色彩的官僚体系,这套体系为民族国家所需要的政府管理模式奠定了良好的基础,并为都铎时期绝对主义王权的确立起到了不可忽视的作用,进而促进民族国家的建立和发展。

综上所述,英国民族国家于英法百年战争中开始形成,与法国的战争促使英吉利民族意识的觉醒以及民族语言的产生和传播,而其后的玫瑰战争和都铎王朝的宗教改革,则使封建王权取得了对世俗贵族和罗马教会的双重领导权,加之具有国家原则性的国家机构的变革和完善,为民族国家的英国政府管理机构奠定了基础,所以在16世纪90年代的伊丽莎白统治后期,英国的民族国家才初步形成。之后,1707年和1800年英国议会分别通过与了苏格兰、爱尔兰的合并法案,直到此时,近代英国民族国家才最终形成。

[2]岳蓉.“英国民族国家的形成”研究综述[J].史学月刊,2002,(8).

[3]赵玉英.中世纪后期到近代早期英国民族语言和民族意识概说[J].黑龙江教育学院学报,2005,(3).

[4]王鸿斌.中世纪后期英国民族意识的萌发与民族语言的形成[J].盐城师范学院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6,(3).

[7]马克垚.英国封建社会研究[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

[8]钱乘旦,许洁明.英国通史[M].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2.

[10]姚介厚,程.欧洲文明(上卷)[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2]佩里·安德森.刘北成,龚晓庄.绝对主义国家的系谱[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

On the Causes of the British M odern Nation-State

(Anhui Normal University,Wuhu 241000,China)

The formation of the British nation-state is the result of various factors.First of all,the birth of the English national consciousness and national language is the basis of its formation,Secondly,The dominance of the crown of England gotten in the War of the Roses and religious reformation provides a guarantee for the nation-state.Finally,the reformation and improvement of the national institutions that have had the independence of government functions since then,laid the organizational foundation for the formation of nation-states.Therefore,under the effects of various factors,the British nation-state is gradually growing up from the budding to maturity.

袁广雪(1988-),女,安徽马鞍山人,硕士研究生,主要从事世界史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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